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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铜鼓王”——北流型 101号云雷纹大铜鼓简介

发布时间:2017-12-15 点击:101次

  在广西民族博物馆“穿越时空的鼓声”展厅尽头正中位置,陈列着世界上现存已知的最大一面古代铜鼓(总号004825,分号101,云雷纹大铜鼓)。该鼓面径约165厘米,残高约64厘米,鼓面厚约0.8厘米,鼓身厚0.39-0.58厘米,重299公斤,鼓面大于鼓身,鼓面出檐7厘米、边沿下折形成宽2.8厘米的“垂檐”,通体饰云雷纹,鼓身上部对称分布两对绳纹环耳,为北流型铜鼓的标准器。
  这面被称为“铜鼓王”的北流型铜鼓,原存于北流县六靖乡水埇(冲)庵,出土年代不详,据清光绪四年《北流县志》载:“水埇庵内有铜鼓,围二丈许,高二尺”,其时此鼓已存于水埇庵。1955年入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,2008年调拨至广西民族博物馆。至20世纪50年代以来,已有诸多学者对于其型式、年代、族属、纹饰造型、铸造工艺、合金成分进行讨论。
  由于101号铜鼓无伴出物,只能从其器形、纹饰特征推断年代。因其具有环耳、纹饰为较单一的云雷纹等特征,被划分为北流型铜鼓的早期类型。
  北流型铜鼓的年代,有春秋晚期至两晋时期(洪声,1974年)、两晋到清代(汪宁生,1978年)、东汉末至唐代(李伟卿,1979年)、东汉至唐代(何纪生,1982年)、西汉到唐代(姚舜安等,1990年)等几种观点。
  北流型铜鼓族属的研究,主要结合其分布地域、历代文献记载及古代族群分布等因素进行讨论。目前学界主流观点认为,铸造及使用北流型铜鼓的民族为乌浒人及其后裔俚人(蒋廷瑜,1999年)。
  由于历代文献中缺乏对铜鼓铸造技术相关记载,对101号铜鼓铸造工艺及材质的研究,主要通过本体观察、检测分析及模拟实验进行。研究结果表明,101号铜鼓材质为铅锡青铜,铜、锡、铅比例分别为66.5%、9.5%、18.5%;使用泥范法历经备料、制模、制内外范、制附件、刻印花纹、干燥和烘干泥范、合范、焙烧预热泥范、浇注、修整及定音等工序铸造成型;合范线较宽,表明采用了缝隙式浇注方式(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研究室 等,1986年);浇注工艺采用鼓面朝下方式,鼓足端为自然冒口,由于浇注时铜液温度不够高、鼓足部位缝隙浇口太薄、或铜液不足、外范变形等因素,导致铸造缺陷,鼓身有孔洞且足部残缺(万辅彬 等,1995年)。

(文:覃椿筱/ 图:广西民族博物馆资料)

  参考资料:
  韦加军:《揭开“铜鼓王”重量之谜》,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:《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》第20期,2015:51。
  洪声:《广西古代铜鼓研究》,《考古学报》,1974(1)。
  汪宁生:《试论中国古代铜鼓》,《考古学报》,1978(2)。
  李伟卿:《我国南方铜鼓的分类和断代》,《考古》,1979(1)。
  何纪生:《北流型铜鼓初探》,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:《古代铜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1982:126-138。
  姚舜安、万辅彬、蒋廷瑜等:《北流型铜鼓探秘》,广西人民出版社,1990。
  蒋廷瑜:《古代铜鼓通论》,紫禁城出版社,1999。
  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研究室、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、云南省博物馆:《广西、云南铜鼓合金成分及金属材质的研究》,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:《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文物出版社,1986:104-131。
  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研究室、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、云南省博物馆:《广西、云南铜鼓铸造工艺初探》,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:《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文物出版社,1986:74-103。
  万辅彬、蒋廷瑜、谭德睿等:《世界铜鼓之王——北流型101号铜鼓铸造工艺研究》,《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》,1995(5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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